八路軍衛生材料廠的創辦與發展

 
劉魯亞
八路軍衛生材料廠于1938年10月在陜甘寧邊區赤水縣開始籌建。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辦的第一個公營制藥廠。從正式投產到全國解放前的11年間,這個不到200人的工廠,不僅向邊區300萬軍民供給了大量的藥品和衛生材料,為堅持抗日斗爭和全國解放戰爭做出了貢獻;而且,為以后陸續出現的其它根據地藥廠培養出一批技術力量,并提供了在物質極端困難、技術條件落后的狀況下,創辦制藥廠的成功經驗。對人民制藥工業的發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動作用,對此,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作了論述,給予了很高評價,把它和另四個廠稱為邊區起倡導和帶頭作用的第一批公營工廠。朱德、徐特立、張鼎丞等同志也多次贊揚該廠是“以科學做基礎的”,“最實際和最有前途的”。邊區《新中華報》曾刊登介紹該廠的專文。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于1943年6月9日和1944年5月1日兩次在報道中提到該廠情況,其艱苦創業的事跡曾譽滿邊區。
 
                            一  籌建衛生材料廠的背景與目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陜甘寧邊區處于被包圍和封鎖之中,交通梗塞,外援枯竭。為了保障黨政軍民必需品的供給,為了對敵斗爭的需要,黨中央1937年做出決定:要求政府、軍隊、機關、學校盡一切努力經營農工商業。是年10月,陜甘寧邊區成立經濟委員會,負責制定章程,審查投資計劃,著手建立為民族解放事業服務的人民大眾的自給工業——公營工業。1938年8月,邊區政府民政廳用國際福利基金會援助的9300元中的一部分,籌建了難民紡織廠、被服廠、造紙廠、農具廠和八路軍衛生材料廠。于是,黨領導下的第一個人民自己的公營制藥廠就正式誕生了。
 
    八路軍衛生材料廠之所以能迅速地籌辦并投產,是因為:
 
    (一)人民戰爭迫切需要大批戰地救護的藥品。自抗戰開始后,軍民對于藥品的用量較平時猛增。過去完全靠國際醫藥團體和愛國人士捐助,現在烽火遍燃,配給縮減。加上交通不便,藥品又被國民黨列為禁運品,補充購置極為困難。要打持久戰,要增強部隊戰斗力,減少傷亡,必須解決藥品的來源問題。 
 
    (二)自辦藥廠,可以節省邊區的財政支出,調劑金融,平抑物價。當時,邊區政府的財力十分有限,外援切斷后,藥品完全依靠現金購買,買一支普通的針劑需付出幾塊銀元,價格昂貴。就地生產可以給邊區財政減少壓力,減輕人民負擔。
 
    (三)可充分利用當地藥材資源,精制各種藥品,改革陜北缺醫少藥的落后面貌,解除前后方軍民的疾苦。邊區藥材種類繁多,如甘草、黃芪、枸杞、麻黃等遍地皆有,但無人采制。廣大農民雖然缺醫少藥,卻依靠求神拜佛,請巫師等迷信辦法“療治”,致使病被耽誤。因此,創辦藥廠是滿足民生需要,促進邊區醫療事業發展的根本措施。
 
    (四)可及時為各根據地輸送技術力量。陜甘寧是黨中央所在地,是全國抗日的領導中心。為了給其他根據地培養制藥人材,藥廠一成立,就設立了教育部和藥訓班,后來又增設藥科學校。學員畢業后,一部分奔赴晉西北、東北、山東、華北等地籌辦藥廠,成為其它各根據地藥廠的技術骨干或管理干部。
 
    總之,創辦藥廠的目的是很明確的,即戰勝敵人封鎖,制藥療傷,保證全體軍民的健康,奪取抗日反頑斗爭的勝利!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該廠從創辦之日起,就受到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視,并直屬八路軍總后勤部、衛生部領導。上級從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給予了極大支持。但是,要在一個被敵人包圍封鎖的地瘠民貧的區域,一個以個體生產為基礎的農村根據地,建立出產中西藥成品的工廠,困難仍然很多。客觀上,制藥工業沒有一點底子,而且外援已被切斷,需要白手起家;主觀上,缺乏技術干部和熟練工人。盡管歷史上1932年我黨曾在瑞金辦過一個存儲藥品和按方配藥的小廠,但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一個儲藥配方的藥鋪而已。因此,要創辦一個用現代化學方法制藥的工廠,那決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二  衛生材料廠的創立過程
 
    1938年10月至12月,是該廠的籌辦階段。那是1938年夏季的一天,八路軍衛生部姜齊賢副部長找到藥材科科長李維禎,委派他領取辦廠資金并負責籌建工作。同時參加籌辦的還有藥材科科員鄭文甫、鄭柏嶺、李克振、劉發輝、劉福采、張順民等同志。當時,李維禎同志持主管邊區財政工作的李富春同志的批條,從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行長曹菊如那里領到16000元(據李維禎同志回憶是銀元5000元。《八路軍制藥廠發展概況一覽表》上寫著開辦費16000元)作為辦廠資金。隨即數次赴西安籌購設備。他先后在西安襄明玻璃廠、東關藥材商店和西北化學制藥廠購置了灌注機一套,振蕩機、攪拌機、壓砸機、舊打字機各一架,壓片機,畜力彈花機各兩架,及一些藥品原料。在購置過程中,由于國民黨禁止向邊區出售物資,這些單位采取把發貨票寫成本單位的個人名子或某個外縣主顧的辦法偷著供應,價格也極低廉,以表明他們支持抗戰的愛國熱忱。
 
    與此同時,李維禎同志還在西安接受了宋慶齡同志動員進步人士援助藥廠的一套消毒器,一架千分之一的化學分析天平及藥品、衛生材料等。這些物品裝了滿滿幾卡車,繞道運往赤水縣(令旬邑縣)清水源呂家村暫定的廠址。
 
    一面購置設備,一面學習制藥技術。10月,鄭文甫同志被派到西安私營西北化學制藥廠學習西藥制法。他在為期三個月的學習當中,一刻也不放棄積極宣傳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在工人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韓虎等十幾位青年藥工就是在李維禎和他的影響下,冒著生命危險,化妝成學生,步行四天,穿越國統區,到了八路軍衛生材料廠。后來,他們都成為該廠西藥部的骨干力量。
 
    為了盡快使藥廠投產,1938年11月,中央軍委從延安抽調了程聞芷同志和留法化學博士胡嘉謨同志來廠擔任技師。此外,還派來兩名具有大專程度的司藥擔任技佐。到了年底,廠內的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廠長是李維禎,特派員馬崇興,協理員吳補淵。共有技師3人,技佐2人,工人30名,管理人員15名,生產方面分西藥部、中藥部和材料部。三部的負責人分別是甕遠、鄭文甫(西藥部),尹桂田、文治安(中藥部),鄭統(材料部),全廠共53人。
 
    1939年1月1日,該廠在赤水縣清水源呂家村用借的12間民房正式開工。由于全廠干部職工愛國熱情高漲,不到三個月時間,就用簡單的工具生產出樟腦、福白龍、鹽酸嗎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鈣等l0多種片劑;解熱、強壯、鎮咳、瀉下等近20種中成藥丸、散、膏、丹及藥棉、紗布等衛生材料。
 
    1939年6月,由于國民黨軍隊在旬邑多次制造“摩擦事件”,工人無法進行正常生產。7月17日奉軍委指示,該廠遷至陜北安塞縣西河口村。為了解決新址的廠房問題,全廠職工苦干兩月建工房46間,挖窯洞14孔。沒有原料,全體職工上山挖藥數千斤。為了擴大生產品種,又派出兩名同志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購回了《美國藥典》等書籍和注射劑制造用具、比重計等儀器。
 
    廠子重新組建后,于11月初投產。生產規模擴大了,分中藥、西藥、材料、制造四個部分;增設了教育部、管理科、化驗室和倉庫。開辦了制藥人員訓練班。
 
    生產水平在日益提高,品種逐漸增多。為了在保證數量的同時提高質量。各部、室都制定了暫行章程和監督事項。據統計,當時該廠已能生產針、片、丸、散、酊、膏劑和衛生材料等100多種藥品。其中,針、片劑有奎寧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種;丸、散、酊、膏劑有大補丸、壯爾神、行軍丹、黃苓堿、甘草膏等80多種。衛生材料有脫脂棉紗、藥皂、膠布等10余種。
 
    這時,廠內的設備計有:壓片機一架,注射液制造用具一套,彈花機一架,酊劑漏桶兩個(原有的一些設備在搬遷中散失)。生產方式純粹是手工業作坊式的,沒有任何電器動力設備,全靠畜力和手搖傳動。針劑生產用桶、瓷罐配料,大鍋熬鹵。藥工腳蹬皮鼓風器、手持“機關槍”  (一種制藥器具)灌注溶液,用酒精燈加溫熔封安瓿,用蒸籠當干燥箱烘干,酊劑過濾瓶置于木架上往下格滲液,密封的鐵壺靠柴草加熱水蒸汽通過鐵管進入玻璃瓶內冷卻成蒸溜水。中藥部的同志由民用鍘切削中藥,蹬鐵碾子研細末,吊竹篩子搖藥丸。材料部的同志把彈好的棉花放在木輪軸上滾壓、浸水、再用百分之二的苛性鈉水溶液煮五六小時,然后經過漂白、洗棉、架曬、彈花等七道工序制出藥棉。面對極端困難的條件,全廠同志發揮了極大的創造性,以土代洋,干勁沖天,硬是在搬遷重建影響產量的情況下,至年底生產出注射劑3900盒,中藥2500磅,片劑550磅,酊劑620磅。
 
    1939年,該廠初具立廠規模。
 
                              三 衛生材料廠的生產發展概況
       
    1940年,該廠增至100人,廠長仍是李維禎,增加了政委葉禾玉,特派員馬從新。人員增加后,生產的組織和管理也比以前更協調和細致了。產品上交,原料下發雖由衛生部統一經辦,但廠里亦開始計算成本,搞原料、資金等方面的核算。如固定資產(包括燒杯等儀器)均造表登記,原料每日領一次,不得浪費,產品入庫時開收據。這樣做的好處是:職工們更加注意節約、保證質量;廠方也容易尋找生產上的漏洞,及時糾正不足之處,使工序井井有條。
 
    遵循‘科研工作必須走在前面”的辦廠原則,1940年該廠成立研究室,開始研制新藥品的工作。因儀器不全,有些藥品的性能和療效無法測定,同志們就在自己身上做試驗,打針、吃藥、試劑量。
 
    想方設法解決原料來源,渡過難關。當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日益加緊后,至1940年,原料已徹底斷絕。研究室的同志對陜北的資源進行了細致的調查,決定大量采用當地產植物制藥,運用科學方法,把積有數千年臨床經驗的中醫中藥,作綜合的研究與改進。他們根據藥典,反復試驗,用小米釀造出酒精,從芒硝中提取硫酸鈉、硫酸鎂,揀來石灰石摻上土堿鍛燒出苛性鈉。特別是從馬牙堿中結晶出的小蘇打純度達99.6%,比國外當時用儀器解析出的純度還高。為了解決鎮疼藥品的原料問題(這種藥品在戰爭期間需要量最大,卻最不易買到),研究室主任李廣訓同志在資料困乏的情況下,花費了大量心血,試驗從各種植物中提取鎮疼藥,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對諸種藥材進行了成分化驗,終于從茛菪草中提取了阿托品。考慮到一年四季都不能缺原料,他又繼續研制,成功地從四五月間的嫩茛菪草中提取阿托品,并將茛菪的枝、葉、根全部利用,熬制成膏,一次可熬出近百斤膏作備料。這種作法,不僅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比國內其他藥廠用顛茄制成的鎮疼藥療效還顯著。
 
    一切為了戰爭需要,這就是衛生材料廠(這時對內稱十八集團軍化學制藥廠)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如:針對部隊指戰員由于長征及連年戰斗造成的身體虛弱、神經衰弱、貧血、食欲不振等病癥,該廠研制出中藥甲、乙方壯爾神(主要成份有黃芩、當歸、人參、白術、柏子仁、遠志等),服用后能促進新陳代謝,對貧血等癥尤其有特效。當時,這種藥由中央組織部直接分送給前線回來的同志,作為對功臣的慰問和獎勵。得到壯爾神的同志都深受鼓舞,身體恢復也很快,短時間休整后即返前線。又如:在前方,指戰員們經常晝夜行軍、打仗,幾個月不能卸裝。因此患疥瘡病的人極多,急需一種特效藥來治療。該廠經過一次次的試驗,用土產硫磺仿制出升華硫磺,并調制出硫磺軟膏對殺滅疥蟲有特效,戰士們使用后疥病基本都治愈了。再如:當時部隊里不少南方兵,來陜北后水土不服,出現了腸胃發酵、心悸亢進等病癥。該廠突破中西藥傳統界限,用黃芩精制黃芩素,用酣中和炭酸鉀結晶成醋酸鈉,參考中驗方,采取科學方法煉成丹、丸,戰士們服用后療效顯著。為了使中成藥的有效成分高,服量小,便于攜帶,該廠中藥生產改變搖丸子的老作法,逐步以浸膏再加工為主,濃縮藥物,適應了部隊野外游擊環境中運輸和使用藥品的需要。
 
    總之,一切為了戰爭,一切為了受傷的將士,這是制藥廠生產的根本目的。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很重視、關心制藥廠的工作,當時制藥廠的規模比邊區所屬的幾家藥廠都要大。在邊區第一次工業展覽會(于1939年5月1日在魯迅藝術學院大禮堂舉辦)上展出了該廠的改良中藥。在邊區第二次農工業展覽會(于1940年1月在延安新市場舉辦)展出了該廠出品的各種丸藥針藥,頗受軍民稱贊。
 
    1940年,朱德同志回延安抓工業生產。4月9日,朱德、徐特立、張鼎丞等同志來到制藥廠,邊看邊詢問生產情況,并在全廠大會上講了話。會后,該廠的教育部主任李廣訓同志請三位首長在他的筆記本上題詞。朱德同志高興地拿起本子刷刷寫滿了一頁多,題詞為:“我們陜北建設工業是抗日民族的工業,是社會主義前途的工業。你們的藥廠已建設起來社會主義前途的初步基礎,是科學做基礎的,又采取了陜北落后的地點和條件,利用新舊兼用、中西并用的發展,是最實際和最有前途的。我希望全藥廠同志們努力工作,配合中國民族革命勝利,并要配合全世界正在戰爭著、正在走向革命發展與勝利的偉大事業。同志們,大家努力!制藥廠紀念”。徐特立同志的題詞:“用科學方法改進中藥,吸收中醫的經驗,否定其陰陽五行的神秘。”張鼎丞同志的題詞是:“衛生材料廠,保證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全體軍民健康。”
 
    黨和軍隊的大力支持,中央領導的題詞,激勵著衛生材料廠全體同志發奮工作。1940年的產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產注射劑6000盒,中藥9000磅,片劑1200磅,酊劑620磅,藥棉1100磅。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軍野蠻進攻和國民黨包圍封鎖,解放區經濟和財政發生極大困難。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己動手,發展生產。軍民們提出了“爭取工業品全部自給”的口號,邊區工業迅猛發展。衛生材料廠年產量超過前兩年,針劑共產9600盒,中藥15000磅,片劑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劑1700磅。此時,該廠人數增至150人(前線來廠30余人)。工具方面:丸篩增至六付,壓片機增至四架。另派人在定邊創辦了一個制藥所,工作了六個月。
 
    1942年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全廠的干部職工努力工作,增加生產。上山采藥、砍柴,工作所需的大部分原料和全部劈柴都是自己搞來的。還開荒地種土豆、蘿卜等蔬菜,開小飯館、對內對外都營業。
 
    這一年,該廠的中藥生產有了長足的發展,而西藥因原料奇缺,產量下降。面對嚴重困難,衛生材料廠的全體職工一面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要求幫助解決原料問題;一面發揮集體智慧,試驗從當地產藥材中精制西藥,采用代用品生產。特別是接到軍委轉來中共中央關于“衛生材料廠設法維持其正常生產”的決定后,該廠立即成立了研究室,決心運用科學方法使中藥科學化、西藥化。他們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利用溫差分離出大小蘇打、用手臂代替搖臂,持續不斷地沖刷掉重金屬,提制出精鹽。他們群策群力,用僅有的一臺振蕩機和一臺壓砸機,生產出樟腦溶液、葡萄糖、大小蘇打,碘化鈉、流肝腸線等幾十種西藥。尤其是該廠還參考《英國藥典》,用豬肝浸出液制出肝精注射液,對治療部隊指戰員傷病后并發的虛弱癥有極好的效果。研究所人員還試制麻黃素、從白樺皮中提取芳香油,但因條件限制未能成功。
 
    與此同時,該廠的職工積極開展技術練兵活動,人人為提高工藝水平而努力。他們把工廠看作自己的家,對原料的使用極為珍惜,并千方百計地尋找用品,以保證戰地所需的藥品數量。他們還自制熔封設備,試驗鍛燒玻璃容器。這一年,全廠搞成了仿制藥品、自制儀器等大小發明創造68項。其中有些項目(如肝制劑等)受到了中央軍委的表揚和鼓勵。
 
    在解脫困境、恢復生產的日日夜夜,該廠的廠長、政委除安排廠內的工作外,還承擔了采購員的任務。李維禎同志曾為購得原料四處奔波,他幾次化妝冒險穿越敵占區,或步行、或騎馬,翻山越嶺,從商販、藥鋪搞到一些原料,解了燃眉之急。
 
    歷盡艱難困苦,衛生材料廠不但保證了邊區及晉西北所需之藥料,而且還向前線提供了一部分藥品。他們忘我的勞動熱情,度過了難關,迎來了1943年。是年春天,軍委總衛生部將衛生材料廠交陜甘寧邊區、晉綏邊區聯防司令部衛生部領導。接命令后,該廠遷到延安城東50里延河畔的姚店子張兒村。廠名改為陜甘寧邊區晉綏邊區聯防司令部衛生材料廠(內部仍稱八路軍制藥廠)。這一時期廠內的組織為:廠長李維禎,政委劉仁保,政治協理員李敬。管理方面設工務處、教育處和管理科。工務處下設藥科學校。生產方面仍分中藥、西藥、材料三個制造部。廠成立黨總支,下設工人和學生兩個黨支部。當時全廠包括藥科學校學員在內人數近300,有工房36間,庫房、教室、辦公室和宿室90余間。
 
    1943年,邊區政府召開公營工廠廠長聯席會議,做出試行撤銷科、股等層次的決定,明確規定廠長及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后,制藥廠的面貌大為改觀,管理人員定期到車間勞動,技術人員中有改進和發明者都可獲得獎勵,廠里對技術人員的津貼也增加了,進一步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物質上還給他們加糧加菜,保證了他們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研制新藥品中去。
 
    是年,該廠新增加了十多個品種。接著,又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面前——安瓿沒有了來源。早在兩年前,安瓿已運不進來。于是,采用當地窯燒的陶罐裝藥品,這種陶罐體積大、笨重難攜帶。一罐裝一斤,不好保存,取放次數多了易變質。為解決這個難題,廠里于1942年派荊軼、密光兩同志到延安自然科學院找林華同志學習玻璃制作技術。他們一起挖來陶土制坩鍋,有了坩鍋后,他們采集各種石料輪番試驗,最后確定把石英石、石灰石和馬牙堿破碎后按一定比例配料。經過一年的摸索試驗,試制出針藥管、玻璃瓶、燒瓶、漏斗等化學儀器。但安瓿瓶必須耐高溫、耐腐蝕、體積小。林華等三位同志刻苦鉆研技術,細心地改變硼砂配料的含量,終于在1944年生產出了邊區制造的第一批安瓿(至1946年底共產8000多個安瓿)。
 
    從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至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這段時間內,由于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需要大批干部上前線或到新的崗位上去。因此,該廠人事變動較頻繁。饒孟文、文治安、韓虎等同志先后擔任過該廠廠長。這段時間內,該廠在遇到旱災、原料短缺的情況下,仍然生產出許多藥品,并研制出破傷風抗菌素等一批新藥品。
 
    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23萬人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該廠在延安城東張兒村的廠房遭到了空襲。房屋被毀,水井被填埋,職工們被迫背上儀器、工具、原料,在野戰軍的保護下撤離延安,輾轉于陜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等地三個多月。盡管沒有停留的可能,且常和敵人保持幾十里的距離。晝夜兼程、風餐露宿,甚至隨時都有危險發生。但職工們一心撲在人民解放事業上,他們在暫時的村落、山坳、草棚里抓緊時間生產一種鎮疼針劑。他們把幾塊碾盤對起來,插上溫度計,底下燒柴烘安瓿。一天約生產幾百支,跟敵軍轉著走了三個月,共生產3萬多支針劑。當他們提著竹藍子送藥品到前線包扎所時,極大地鼓舞了傷病員的抗敵斗志……。
 
    1947年7月,該廠奉命東渡黃河到山西臨縣磧口村辦廠。在長途跋涉中,設備、儀器、資料散失許多,但那架化學分析天平卻安然無損。遷徙途中,它由兩個人小心謹慎地抬或輪換背著,并有武裝保護。戰士們提出的口號是:“人在天平在”。就這樣,這架天平一直保存使用到解放后,1959年送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
 
    自到達臨縣后,該廠先借住磧口村,后建廠于磧口附近的南圪凹和招賢鎮。當時,該廠除設管理科、材料室、化驗室、安瓿室、制劑室、中藥室與庫房外,還增設玻璃室和細工室。全廠職工190人,其中工人119人。廠長文治安(后為韓虎和李海同志),政治協理員胡及。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恢復了一般性藥品的生產,并試驗成功從鴉片中單獨提取嗎啡,為鹽酸嗎啡注射液的成批生產提供了條件。至年底,中藥共產3萬磅,西藥年產1.1萬磅,燒制玻璃棒、管、漏斗、洗眼壺、安瓿、比重計等10萬支。
 
    廠里的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六個室均由技師統一領導。技師分期分批下達任務,然后督促各室之間密切配合,使工序井然,工藝協調,達到如期保質保量完成任務的目的。技師和化驗員負責檢驗產品,一般要經過技術鑒定(看其是否符合《藥典》的要求)后,方允許上交庫房。各生產室的負責人必須按月把生產結果和存在問題匯總交技師過目,如果是操作上出現問題,技師就立即召集熟練工人座談找出癥結解決,或上報廠部由廠長處理。各室內部每半月召開班務會一次,交流生產經驗,檢查勞動態度。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大好形勢下,該廠奉命遷往晉南汾河畔的新絳縣澤掌鎮,與先期到達晉南晉綏軍區衛生試驗所、晉綏軍區制藥廠合并。根據賀龍同志指示,廠名全稱為西北人民制藥廠,隸屬西北軍區后勤衛生部領導。
 
                           四   衛生材料廠的科研與教育
 
    衛生材料廠的發展過程,就是科研、教育引路,大批優秀的科研工作者和技術工人成長的過程。
 
    1940年7月,為了總結建廠以來生產和科研工作的經驗,該廠幾十位同志合力編撰出版了一本《抗戰新藥集》(以下簡稱《藥集》)。書中詳載了本廠生產的二十余類百多種藥材的采集、整理、提煉、配制過程及其性能、療效、服法等。其中,解熱、發汗、強心、瀉下、利尿、祛痰、止血、強壯、麻醉、健胃、調經、止痢、戒煙等幾十種藥品,是制藥廠的同志利用當地資源試制而成。例如:解熱這一類藥中的甲、乙方黃芩堿為國內首創。《藥集》對該藥的性狀、提取方法、用量、臨床應用效果及對身體的諸種作用,具體而詳細地做了介紹,并舉一診治實例做以證明。
 
    對于用土法仿制而成的西藥,如鹽酸嗎啡針劑,《藥集》除介紹它的藥理作用外,還介紹了合理的簡易生產方法,并規定了注意事項,如加何種輔料可防止其變質,穩定藥效,更好地發揮藥效。當鹽酸嗎啡含量為百分之一時,即可應用臨床,避免了原料的浪費。
 
    在中西藥混合配制方面,《藥集》頗有獨到的見解。書中介紹的十幾種中西混成藥,大部分為國內首創。如米各來蜜丸,粗制麻黃素,都是用獨創的簡易方法制成的。再如康福那心強心劑,生產時靠手工不停地搖,迫使精制樟腦溶解在生理鹽水中。方法雖簡陋,質量卻不低于國外正規藥廠出產的藥品,注射時吸收迅速,無刺激之弊,加中藥成分后,對治療心臟衰弱、肺炎、虛脫等病癥均有顯著效果。
 
    《抗戰新藥集》除介紹了百種片劑、針劑的詳細情況外,還提及到本廠生產的93種膏、丸、精、酊、針劑等。這本書曾作為該廠紀念抗戰二周年的禮物,敬獻給黨中央,王稼祥同志題了書名。八路軍衛生部副部長饒正錫同志為該書作序。他寫道:“這是幾十個忠實地埋頭于科學制藥事業的同志底結晶;尤可寶貴的是在陜北這一技術落后區域里與在極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完成的”。饒副部長在序中還對衛生材料廠的工作了總結,指出:“本軍創辦化學制藥廠,經年來埋頭苦干,自力更生,不僅在謀求解決自己藥品需要的困難;另一方面是想得為我國的科學制藥事業,經過摸索探討初步試驗,奠定中國新藥學發展的基礎。虛心的接受先進的西方制藥的科學方法;更批判的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國產藥材,洗去其神秘的傳統,重新估評,給以科學化新藥的適當地位。”這段序言,是對藥廠幾年來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的恰當的評價。以后,該廠還編寫了《抗戰新藥集》的續集——第二集、第三集。這本書現存中國軍事博物館,是一份珍貴的有藥學價值的資料。
 
    培養制藥人材,是發展人民醫藥事業的根本,是人民制藥工業蓬勃興起的保證。衛生材料廠在辦廠初期就抓住了這個根本,在人民戰爭期間為各根據地培養輸送人材。
 
    1939年6月,延安八路軍醫科大學制藥調劑班的學員奉軍委命令前往晉綏根據地,由于敵軍封鎖嚴密,經上級批準,決定在衛生材料廠實習一段再走。醫大調劑班的李廣訓老師應邀在該廠擔任教育部主任,并負責籌辦制藥訓練班。
 
    1939年8月開辦了第一期制藥訓練班,學員共27名。專職教師是李廣訓,兼職教師是李維禎、甕遠、周群。開設了藥理知識、生物化學、藥物學、生物學、調劑等五門課程。沒有現成的講義,甚至沒有—本教科書或教學參考書,全憑幾位教師自編自印。李廣訓同志靠記憶把當年從事教學時的資料整理出來,編寫出三本既適合學員的現有程度,又能講授清楚基本內容的講義。學員們也很刻苦,他們認真聽講,遇到疑難利用飯前飯后互相研究。他們把拉丁字母畫在手上,走路時背,把問題答案寫成傳單,休息時討論。他們用彈殼,木棒制成蘸水筆,用熏煙制成墨汁,用核桃制成算盤,用沙盤代替紙張,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教學。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大部分學生達到了中專生的水平。
 
    第一期藥訓班原計劃學習兩年結業。但由于當時全國各根據地急需制藥技術干部,第一期學員提前于1940年5月結業,除一部分留廠外,大部分奔赴華北、晉北、西南、山東等根據地籌辦藥廠。畢業前夕,為了表揚該廠為抗戰作出的貢獻,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中央負責同志委托八路軍衛生部饒正錫副部長和美國援華友好人士馬海德顧問來廠看望全體同志,并轉交他們的題詞。毛澤東同志的題詞是:“制藥療傷,不怕封鎖,是戰勝敵人的條件之一。”朱德同志的題詞是:“多造藥品,輸送前線,醫好戰士,打大勝仗”。中央領導的鼓勵,增強了衛生材料廠努力培養制藥人材,為抗日戰爭,作出更大貢獻的信心。于是,他們立即組織力量,開辦第二期制藥訓練班。
 
    第二期藥訓班從1940年6月至次年10月共開辦一年另四個月。由于采取考試擇優錄取學員的辦法,這一期學員程度較齊,質量較高,他們系統地學完了一些難度大的課程,基本達到大專水平。以后,這批學員中的大部分人擔任技師或從事科研工作,個別同志還擔任了領導職務。接著,第三期藥訓班于1941年10月開辦至次年5月結業。上述三期學員均來自本廠職工。在學習期間,有時脫產(遇原料缺乏時)學習一段,大多數時間安排為:上午學習,下午到車間勞動。由于教學不脫離生產,學為所用,加上經常進行必要的嚴格考試(分筆試、口試、操作試等),效果很好。三年中,藥訓班為抗戰培養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論知識并具有實際技能的制藥人才。
 
    此后,這批教師和學員中的龍在云、羅惠春、茍在朝、秦中玲、汪瑞英等五人在佳木斯辦起了東北藥廠,董潔汝到晉察冀軍區領導一個藥物試驗組《后改為研究所》,曾榮、劉大力到冀中辦起了華北藥廠,黃占山到太行山區辦起了太行藥廠。
 
    鑒于本廠技術力量薄弱、工人承擔化學制藥工作有困難,加上野戰醫院急需一批懂藥理知識的調劑員、司藥,該廠于1942年6月間設立了一所醫藥專科學校。學員一部分是來自部隊醫療單位的調劑員、司藥,一部分是本廠藥工。文化程度多數相當高小,少數略低些。年齡從17歲到32歲不等。日程安排是:上午三學時課,下午到化驗室做實驗。藥科學校校長、政委由本廠廠長、政委兼任。學校設教育處。教員由廠里干部擔任和臨時聘請來的同志兼任。計8名教員,其中,專職教員3名:饒盂文(華西大學藥科畢業)、解器(華西大學藥科畢業),孫澤之(本廠藥訓班畢業);兼職教師5名:李維禎(陸軍醫學院藥科畢業)、甕遠(中國大學化學系肄業)等;臨時聘請的教師有郝笑天、薛公卓、張乃昭(均為清華大學畢業)。
 
    由于師資力量較強,并能從實際出發,確定教學內容和講授方法,加上學員們的努力,所以,盡管是從識拉丁字母,看化合物的分解程序圖起步的,經過兩年多的系統學習,仍達到了中專水平。而且論實際工作能力,比中專生還強。后來,因形勢變化,藥科學校于1945年停辦。學校培養的三個班共80名學員,回醫院和藥廠后,都成為那里的技術骨干,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里還必須說明的一點是:該廠從創辦之日起,領導就十分重視職工的業余文化教育。當時,按個人的情況分別編入識字班、初級班、提高班。因人施教,開展互教互學競賽。有些經過長征過來的“紅小鬼”,就是在這里接受最初的識字訓練的。當全廠職工的程度基本達到高小畢業水平時,正趕上藥科學校的開辦,領導立刻安排了一批青年去深造。這些同學文化基礎較扎實,學習成績突出。他們經常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說:“衛生材料廠是個培養人的好學校,從小學到藥訓班、藥科學校,每個人學到的知識和獲得的才干是無法用一紙文憑來衡量的呀!”他們走出“校門”(實際上是露天課堂,大樹下掛黑板,膝蓋當課桌)后,紛紛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回報黨對他們的培養。
 
    衛生材料廠興辦教育的主導思想是什么呢?廠領導給每一期學員都講過類似的話:“只有多掌握科學知識,才能為抗戰多出藥品,出好藥品,沒有知識,搞化學制藥是有勁使不出來。”在戰爭時期,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無論干擾多么大,該廠的教育、培養人的工作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生產促教育,教育推動生產。
 
                        五  衛生材料廠在戰爭期間所做出的貢獻
  
    衛生材料廠是在人民軍隊里成長壯大的,是在戰火紛飛的年月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在極艱苦的物質條件下為人民做出了貢獻的,他們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五次搬遷重建中,想方設法解決了資金、物力、運輸、吃住等方面的諸多難題。他們以土代洋,利用原始的簡陋工具向邊區300萬軍民奉獻了中、西急救藥品、營養藥品、防疫藥品近300種,數量也相當可觀。衛生材料廠本著“部隊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的原則,為救死扶傷提供有力的支援。被邊區政府和軍民譽為“應有盡有的工廠”。當前方作戰部隊的傷病員使用著自己藥廠出產的藥品時,都深受鼓舞,激動地說:“我們的軍隊什么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我們一定能戰勝敵人。”
 
    衛生材料廠是在艱難困苦中奮斗出來的一個充滿活力的工廠。全廠職工積極開發邊區產藥材,精制各類藥品:運用現代化學方法,把民間驗方加以研究和改進,使生產規模成幾倍的擴大。衛生材料廠土法上馬,研制出破傷風抗毒、傷寒、牛痘疫苗,控制了流行性疾病在邊區的蔓延。研制的新舊并蓄、中西結合的部分特效藥為國內首創,不僅為邊區創造出一批財富,而且為中國新藥學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創出了一條新的路子。該廠編寫的10萬字的《抗戰新藥集》在當時頗有影響,各根據地藥廠紛紛仿照書中介紹的方法生產藥品,節省了時間,成效顯著。這本集子在中國醫藥史料中占有重要位置。制藥訓練班和醫藥專科學校的創立,培養出一批技術力量,為發展人民醫藥工業解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它所培養出的100多名技術人員,不僅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以后的若干年中,在祖國各地區的醫藥部門,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
 
    衛生材料廠是邊區第二批公營工廠中的一家,創辦后很短時間就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式中的先進成分。當時,公營工業成為邊區工業中的骨干力量,它推動著私營工業和合作工業向前發展,為粉碎封鎖提供了物質基礎。而衛生材料廠更是發揮了先鋒作用。這里聚集著一批被解放了的、與工廠利益完全一致的干部、職工。他們平均年令只有20歲,黨員占到了將近一半。許多同志參加過長征,又受到抗日的教育。他們有奪取全國勝利的強烈愿望,有為共產主義奮斗的獻身精神。平日里加班加點,再苦再累也沒有一句怨言。正如程聞芷作詞、周鎮忠譜曲的廠歌中所寫的:“抗日走上新階段,我們藥廠來開辦,不怕苦累不畏難,愿為抗戰做貢獻……。”為了確保藥物質量,他們爭先恐后奮不顧身地在自己身上作試驗——打針,試劑量。為了保證工藝要求,他們用手臂代替機器搖柄,進行持續的溶解、加工。為了生產出合格藥品,他們練出了用肉眼檢查混濁、污點的功夫。衛生材料廠職工高度的政治覺悟,新型的上下級關系,是推動工廠迅速發展的動力,也給其它公營工廠作出了榜樣。
 
    在諸多的公營工廠中,衛生材料廠曾多次受到上級的表揚。1942年邊區工業問題報告上指出:“衛生材料廠的藥品保證了邊區及晉西北所需之藥材,及供給了前方之一部分。”1943年陜甘寧邊區廠長聯席會議上,領導同志號召學習衛生材料廠職員利用空間時間參加勞動,為公家承擔一定生產任務的作法。  
 
    從1939年至1945年六年中,全廠先后有李維禎、甕遠、李廣訓、韓虎、茍在朝等同志被評為陜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受到了邊區政府的獎勵。李廣訓同志還被評為邊區模范技術工作者。為了表揚他研制藥品取得的成績,朱德和葉劍英同志親自請李廣訓同志吃飯,并在1944年“五一”慶祝會上一同觀看了文藝演出,以示慰問。
 
    衛生材料廠是僅有200人,又純粹用手工業方式(沒有一臺動力設備)進行制藥的工廠。條件這樣差,為什么還能研制出幾百種藥品,包括一些新型特效藥品呢?推動工廠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什么呢?首先在于該廠人人樹立了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發揚了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們說:“一想到國土遭侵犯,一想到前方戰士在流血,我們這點苦、累算得了什么?”其次是廠領導依靠群眾,善于發揮集體智慧,他們重視抓職工教育,重視科學研究的帶頭作用,不迷信書本,從邊區實際出發,大膽試驗。走中西藥結合、醫和藥結合的道路。再次是該廠始終遵循正確的指導思想,始終使自己的設想適合當時所處的環境,實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如廠長負責制——廠長為工廠的最高負責人,在生產上有最后決定權,作用是協調各環節的工作,以完成任務。技師把關制——指導工人按工藝要求操作,檢查每道工序,鑒定藥品質量。經濟核算制——材料入庫,成品出廠,均計算消耗,按月匯總。對省料和保護工具的人獎勵,對費料和損壞工具的人予以批評,干部兼職制——每個人身兼數職;廠長兼校長,技師兼教師,職員兼工人。
 
    衛生材料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集學校、研究所、工廠于一身的新型部隊企業,是一個教學、科研、生產密切結合、互相滲透、互為促進的聯合體。黨的正確領導使它開創了一個人民制藥工業的新局面,從而,在中國制藥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衛生材料廠在革命戰爭期間為保障軍民健康所做出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為人民所頌揚!
 
    本文在搜集資料和核實資料的過程中,曾得到李維禎、甕遠、李廣訓、張聰惠、韓虎、李壁、劉仁保等同志大力協助,在此向上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作者 
 
                                                              (1984年8月)
  
                        《陜西文史資料》(第二十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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